然后顺利毕业,曾宪谋老师引领我开始了研究生

来源:http://www.jsshantong.com 作者:yabovip9 人气:118 发布时间:2019-10-01
摘要:81级研究生撰文:礼赞70年 感恩化物所 去年,教育部办公厅正式公布首批“三全育人”(全员、全过程、全方位育人)综合改革试点单位。北京、上海等五个省市入选综合改革试点区,
81级研究生撰文:礼赞70年 感恩化物所

去年,教育部办公厅正式公布首批“三全育人”(全员、全过程、全方位育人)综合改革试点单位。北京、上海等五个省市入选综合改革试点区,清华大学、复旦大学等10所高校入选试点高校,还有50个院系入选试点院系。

“我俩是读大学时谈恋爱,读研究生时学科交叉学习,一个学物理,一个学化学,属于跨学科的交叉研究。”在昨日举行的武大“弘毅讲堂”上,来了一对“80后”教授夫妻:丈夫廖蕾32岁,如今是武大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。妻子袁荃31岁,目前是武大化学学院教授。据悉,他俩是武大最年轻的教授夫妻。

■赵世开

“三全育人”并非新名词,也不仅是这些试点单位的事。此次综合改革试点,彰显了教育部对这一育人理念的坚持和推进。

“我俩是大学同学,但不是同一个班。”袁荃介绍,读大学时,她有个同班同学是廖蕾的高中同学,有次占座占到一起就认识了。“大学时谈恋爱,有个好处就是能互相鼓励着学习。”刚读大学时,廖蕾与很多男生一样,也爱玩电脑游戏,有时还从中午玩到晚上。“在袁荃的影响下,我才慢慢转向学术研究。”廖蕾笑着说,大学恋爱也能传递“正能量”。

人生如登山,拾级而上,一步一步坚持,只有不畏艰险,奋力攀登,才能登上光辉的顶点。上学读书就好比登山之旅。书本上的知识,就好像是前人为我们所开的路。老师就好像是那先行者,为我们引路,关键时候拉我们一把。而同学则是一起登山的伙伴,或搀扶鼓励或争先恐后。有时当我们气喘吁吁地爬上一座山峰时,发现有人早已坐着缆车上来了。但登山的经历会让我们有能力有胆量攀登更高的山峰,甚至是缆车也到不了的高峰。

但在笔者看来,“三全育人”不能停留在政策、思路和生硬的宣传、说教上,更需要实实在在的抓手和教师的辛勤付出。在这方面,研究生导师有很多发挥的余地。

2004年,廖蕾开始在武大读研,而袁荃进入北大化学系。“由于廖蕾读研是武大和中科院联合培养,他读研时有2年是在北京。”袁荃说,读研时由于实验不顺利,有时会向廖蕾发脾气,他当时都是默默承受,“在我做化学实验时,他还帮着拍样本照片,帮着‘出点子’,所以他对我读研帮助很大。”

我是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读的研究生,读研3年,虽一路艰辛,但也一路风景。化物所纪念建所70周年征稿,唤起了我对化物所的美好记忆,激发了我对化物所的感恩之情。

当学生遇到过不去的坎,告诉他们“面对它、解决它、放下它”

2009年,袁荃拿下北大博士学位,同年进入佛罗里达大学化学系博士后谭蔚泓教授课题组,2011年12月成为武大教授。同时,廖蕾也到美国深造,2009至2011年,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化学系攻读博士后,2011年7月任武大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并入选“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”。

第一次听说化物所,还是在大学四年级准备考研究生的时候。我从小到大没怎么出过远门,考大学时从丹东考到了位于沈阳的辽宁大学,后来考研时也不想走太远,怕去外省旅途劳顿,就想在省内找个地方读读。化物所对我来说,似乎门槛太高,但我对工科又不感兴趣,只好孤注一掷,在化物所的招生简章上仔细搜寻,选择了顾以健研究员和曾宪谋副研究员为我的导师。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上大学的第一批毕业生,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于1982年初来到了化物所,开始了新的学生生活。

说到读研,很多人的印象就是学生按部就班地上课、做实验、写论文,然后顺利毕业,高校校报所宣传的,经常是一些“三年发表十多篇SCI论文”的“光辉形象”。但据我观察,很多研究生都在迷惘中挣扎——怎么找到实验课题?做实验不顺利、发不出论文怎么办?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怎么办?毕业后究竟应该找工作、读博士,还是出国深造?毕业了在大城市买不起房子怎么办?和对象“异地恋”又该如何?……

“一方面想尽快做出研究成果,另一方面还要独自面对异国生活,这对留学生来说,确实很难。”这对“80后”教授夫妻坦承:在美国读书期间是最苦、最累的,也是收获最大的。廖蕾透露,他在美国读书时,就有同学把睡觉的帐篷安在实验室里,这样可以随时和导师交流。而让袁荃感到最难的是“做饭实验”,她说有次在美国做饭时,一不小心把肉烤着了,导致消防车赶来灭火。

yabo体育官网,化物所的领导和老师对我们这一级学生充满了期待和厚望,也对我们的学业做了详尽的计划。开学伊始,所里就为我们安排了丰富的课程,或在化物所上课,或在大连工学院上课,充分利用了两个单位的师资力量。课题组的老师们也给了我们这些年轻学子以厚爱。实验室的条件比大学又高了一个层次,课题组的老师们作为长辈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关怀有加,可以说课题组就是学生的家。曾宪谋老师引领我开始了研究生的科研项目,教导我如何做金属有机合成反应,开启了我的科研生涯。205组的邹多秀老师、孙同升老师、马兆兰老师和蒋筱云老师,在曾老师出国进修时,对我的实验都给予了宝贵的指导和帮助。我的实验室隔壁就是核磁共振室,韩秀文老师耐心开导、细心点拨,我合成的化合物的结构都得以解析。郭和夫研究员和陈希文老师虽然不是我的研究生导师,但都指导和帮助过我。随着学业上的进步和实验技能的提高,我的第一篇文章也得以发表在《科学通报》上。这么多年过去,现在回想起来,每位老师的笑脸仍然历历在目,205组的休息室还是那么温馨。

相对于本科生,研究生更加成熟,但读研并非按照课程表走,而是有更多选择的可能,每个学生的发展方向、研究进度也不尽相同,他们需要更加合理地安排好时间,为自己负责。加之研究生更接近“就业”这一现实出口,因此他们负担很重、压力很大。

据介绍,廖蕾是学物理的,袁荃是化学系毕业。除了读书时两人有交叉学科学习外,目前,他俩在武大也做交叉的课题。“交叉会产生新的想法,如诺奖化学奖的得主,很多都不是学化学的。”袁荃说。

研究生同学来自于不同的学校,遍布天南地北,专业是各干一行,但大家相处融洽,很少有吵架的。我知道的唯一一次吵架发生在我和师兄弟之间。可笑的是,我们不是为了学术观点的不同,也不是为了谁不扫地谁不打水,而是为了谁先看一本新到的文学杂志,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。过后大家彼此尴尬了一段时间就又恢复了交往,毕竟是师兄弟嘛。

研究生的这些“痛点”,决定了导师育人的“着力点”——科研梳理、人生解惑、职业指导。导师要“接地气”——掌握情况、解决问题,真诚地为学生的学业、人生和职业发展着想。

“我读书时就很喜欢武大,当时就想着只有做好了研究,才能留在武大教书。”昨日,袁荃鼓励学弟学妹们:读书时要有自己的目标,要有强烈的进取心,多做些跨专业的学习,而做学术研究要耐得住寂寞。

同学之间科研上的交流我就不说了,互相练英语口语我也不说了,只想说说当时研究生的文体活动。刚入学的时候,有那么几次同学们下午在一起打排球。我以前从来没打过排球,但也上去凑热闹。可想而知,我上去是搅局的。会打的同学特别耐心,没有因为我打不好而让我坐冷板凳。后来大家都进了各自的课题组做实验,也就没人打排球了(或许高手们打球时不再喊我了)。我再次摸排球,已经是20年以后的事了,并且一打就停不下来。十几年下来,我已经熬成我们当地排球队的队长了。当初的偶尔为之,成为我现在的最爱。每当有新手加入我们排球队,我总是特别耐心,使劲儿鼓励,因为我相信,当年的我如今都能当上队长,那么任何新手都会成为高手。

以我课题组的情况为例,有时候学生遇到实验困境会选择逃避,不及时整理数据,不写论文,甚至在电话里沉默,我就告诉学生,做实验失败不要紧,只要不造假;我会和他们一起梳理实验数据,明确下一步该怎么做。当学生遇到人生中过不去的“坎”时,导师先要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,帮学生分析问题,告诉他们要“面对它、解决它、放下它”。我常常鼓励学生,战胜困难会使自己更加强大。

还值得一提的是大导师顾以健研究员。顾老师194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。1948年赴美国圣母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有机化学,1950年获理学硕士学位。回国后,积极从事和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,包括火箭推进剂等领域。顾老师是粉碎“四人帮”后化物所的第一任所长,为化物所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顾老师对学生和蔼可亲,虽然他后来到北京担任中科院秘书长,但他对研究生的遥控还是很紧。不论是他回大连,还是我去北京,作为学生,我总是有机会得到顾老师的耳提面命,接受他的谆谆教导。读研后期,顾老师希望我能去国外见识见识,所以安排我去中科院北京研究生院进修了一个学期的英语,接着又推荐我去圣母大学化学系读研究生,继续研究金属有机化学。后来我又搞过一段药物化学,但最终定位在碳水化合物的稳定性同位素标记这个研究和生产领域。虽然我发表的文章屈指可数,文章的质量入不了《自然》《科学》,但仍尽己所能为糖化学、糖生物等领域作出微薄但不可或缺的贡献。

研究生更需要在导师的鼓励和支持下,进行职业发展探索。我的研究生中,有些暑假去企业实习,有些出国访学。在我看来,仅有这些交流实践还不够。我尝试请公司人力资源经理到系里做讲座,虽然这对课题组完成科研任务没有什么帮助,但学生从中可以明白自己想要什么,课题组也由此形成了“认真读研,顺利毕业”的共识。

(稿件来源:《楚天金报》2013年10月16日 本网编辑:吴江龙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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